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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变化中参悟不变|书评

“ 要改变自己的想法并不容易,在理论信条无法通过实践检验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改变。宏观经济研究要做到宏观分析的逻辑和框架具有一以贯之的一致性,这不仅仅和学术能力有关,更需要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
 
文|徐奇渊 陈胤默
 
毫无疑问,宏观经济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人们似乎“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容易陷入不可知论并失去方向。所以我们只好选择相信宏观经济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不幸的是,经济学家们自己的观点也时有分歧,100个经济学家甚至可能有101种观点。这就使得经济学增加了一份戏谑,同时也使后来者多了一份困惑和迷茫——这让我们在经济波动中何以自处?
 
实践可以检验经济学家的理论,预测当然也可以作为辅助评判的依据。但是,预测偶尔得到验证也可能只是运气好。而且在我们有限的职业生涯中,做出重要预测的次数也往往是个较小的样本。
 
因此,对宏观经济研究者来说,有没有逻辑自洽、一以贯之的分析框架,这就十分重要了。更重要的是,有了理论和逻辑作为基础,我们才能对分析框架进行迭代、更新,而且也只有如此,研究方法才能在代际之间得到传承、并且不断进步。
 
《太阳之下无新事》这本书,恰恰就为读者提供了这样一套经过历史锤炼的宏观分析框架。
 
在书中可以看到,作为见证者,余永定研究员如何对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进行观察和思考,并且如何勇于进行自我否定式的反思,以及在过去近30年当中,这套分析框架如何在观察、思考、反思中得到演进和完善。
《太阳之下无新事》
出版信息:
作者:余永定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9-12出版
页数:765页
 
其中,本书提到了1998年7月的一篇旧文。在那篇文章里,作者从供给端、从长期视角论述了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必然性:
 
“中国正以极高的速度进入老龄社会,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将显著下降……由于老龄化和其他原因,中国的储蓄率也将随之下降。而高储蓄率是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再者,“在过去的高速发展时期,中国的环境遭到巨大污染,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为了治理环境污染、恢复生态平衡,中国将不得不相应付出牺牲经济增长的代价。”
 
以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利用后发效应所取得的技术进步可能会明显下降。”
 
而且,“随着印度等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更多进入国际市场,中国低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将逐步丧失,国际资本流入的势头也会逐渐减弱。”
 
最后,“由于边际产出递减规律的作用,中国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也很可能会明显下降。”
 
这些论述在当时显然是正确的,并且也具有相当广泛的共识。同样,如果套用到10年后的2008年,或者套用到20多年后的今天,无疑也都是适用的。甚至对应于宏观调控政策的讨论中,10年后、20年后,我们似乎也还是在讨论着同样的问题,说着同样的话——正所谓“太阳之下无新事”。
 
而作者的检视则认为:“正是因为如此,对长期趋势的判断恰恰不能作为决定短期经济政策的依据。即使对潜在经济增速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也无法从中推出当下经济增速应该比上年下降几个百分点。”
 
当我们在以严肃的方式讨论中国经济时,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经济波动需要使用不同的分析框架。前者对应于生产函数和各类投入的生产要素,后者则对应于四部门需求。这时候,长期、短期分析框架的区分似乎显而易见。然而事实上没有这么容易。
 
在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经济学家普遍认为8%是中国潜在增长率水平。在此背景下的讨论中,短期经济增速目标的确定也很容易受到长期分析语境的影响。
 
1998年那场讨论之后的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在10%以上。“假如十年前、二十年前,我们就根据上述推断来确定当时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确定经济增速目标),降低经济增速的目标,今天的中国经济如何能够成为体量超过90万亿人民币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谁又能保证,这次中国经济学家没有再次普遍低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上面的介绍,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该书当中的两个核心观点,或者说是作者作为过来人的两个重要心得:
 
其一,长期因素不能用来解释短期经济表现,长期分析不能替代短期分析。
 
其二,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意向性目标,不应该建立在对“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推算的基础之上。
 
关于这些内容,书中还进行了更加细致和建设性的阐述。
 
不过笔者认为需要补充的是,潜在增速的估算虽然在方法论方面普遍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有其意义。就像是一台不太好用的空气质量检测仪,虽然不能告诉我们空气质量精确的状态,但是它仍然能够告诉我们条件变化之后空气质量发生了恶化还是改善。
 
类似地,潜在增速测算的更重要意义可能不在于潜在增速本身的估算,而在于对扭曲政策、对改革开放等政策长期效应的评估。除了上述两个观点之外,作者的另外四点心得也值得品读:
 
其三,通货膨胀并非“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
 
其四,与其说是“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后遗症,更应该说是“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退出过快后遗症。
 
其五,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过大。
 
其六,宏观经济调控和结构改革并不相互排斥,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问题。
 
对于这四点,可能有的读者并不以为然。
 
例如,“通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仍然是大量经济学人的信条。那么这本书会告诉你,十多年前的作者当时也是这样想的。
 
要改变自己的想法并不容易,在理论信条无法通过实践检验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改变。宏观经济研究要做到宏观分析的逻辑和框架具有一以贯之的一致性,这不仅仅和学术能力有关,更需要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余老师在《太阳之下无新事》的代序中直言,对于青年学者,一方面需要系统地掌握作为一个自洽概念体系的西方宏观经济学,另一方面又应能批判地对待传统宏观经济学中的概念、逻辑、理论和方法。
 
只有不断发现实践同理论之间的矛盾,并不断修正对理论的认识乃至对理论本身加以修正,才能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性,从而形成自己的思想。
 
《太阳之下无新事》梳理了9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演进,以及作者亲历其间的观察和反思,有助于青年学者们了解过去近30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相关讨论的演进。
 
浦山先生的导师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开篇中强调过,经济分析的方法包括历史、统计和理论。如果重新学习经济学,而且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熊彼特觉得就应该选择经济史。
 
读史可以鉴以往而知未来、在过去的变化中参悟不变。希望这本书的问世,能像余老师期待的那样可以帮助后来的青年学者们少走弯路。
 
文章来源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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