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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产业链重构，
印度能否成为超级承接者？
文｜ 徐奇渊 毛克疾 潘圆圆
近年来，国际上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印度有望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容易让人联想到，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逐步陷入产业空心化，当时中国成为日本等国产业的超级承接者。那么在这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印度能否成为新的超级承接者呢？
此前，很多研究从经济体量、企业、教育、人才、宗教和社会文化等因素进行了分析，其中宗教和社会文化是制约印度发展的较为根本的因素。但是近些年来，在莫迪总理的强势领导下，印度的宗教和社会文化确实发生了显著的改变。这些变化增强了部分观察者对印度的信心。
尽管如此，笔者的分析结论是：印度的改革有望、但开放难行。前者决定了印度发展制造业仍有潜力，但后者则决定其潜力受到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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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制造：改革有望，开放难行
印度制造业发展的最大有利条件是国内改革加速，但不利条件也十分突出，即对外开放仍面临障碍。此外，印度作为“世界办公室”的服务业外包优势，也将受到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冲击，翻译、客服中心、软件外包以及中后台业务处理均为最易遭受冲击的部门。
一方面，莫迪推动改革，为制造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莫迪执政的两个任期内，印度人民党政府重塑了宗教、社会和政治生态，为大刀阔斧地推动经济改革和发展制造业奠定了基础。在宗教文化方面，印度人民党政府通过“印度教民族主义”团结并动员了占总人口85%的印度教徒，确立了压倒性的权威地位。
以此为基础，在法律方面，为了破除现有对劳工的“过度保护”、发展制造业，莫迪政府鼓励地方政府在修订劳动法方面展开“锦标赛”。例如，在2023年，营商环境友好的泰米尔纳德邦提出了法案，将工作时限从8小时延长到12小时，以提高富士康等公司的产能。
同时，在土地要素方面，莫迪政府增强了政府获取土地使用权的能力，松动了土地制度，从而提升了政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在发展态度方面，印度人民党强调经济增长和“绩效合法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愿意为增长而牺牲安全生产、生态环保、人权保护等标准，并限制反对派、记者和非政府组织发声，为制造业发展创造了低成本的条件，这些措施已经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是另一方面，印度对扩大开放疑虑未消，对外开放的步伐仍然面临障碍。印度对扩大对外开放有较大的心理阴影。在2004至2011年间，当时的印度国大党政府曾经与日本、韩国、东盟等经济体签署了11个自贸区协定（FTA）与优惠贸易安排，但随后对外贸易逆差大幅上升。“以开放促改革”的尝试出师不利，这导致印度社会上下对自身的出口竞争力严重缺乏信心。
印度人民党上台后，虽然重启了与英国、澳大利亚、阿联酋等国的FTA谈判，但主要考虑是这些国家的制造业竞争力相对较低，不会对印度造成冲击。此外，印度在2019年还退出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这也反映出印度对于扩大开放仍然明显心存芥蒂。
考虑到印度多党民主体制和制造业部门确实不成熟，加之印度社会对“外资剥削”和“殖民主义”的深刻历史创伤，莫迪政府在可见的未来也很难克服保守倾向。结果是印度宁愿维持内顾式的低水平循环，也不愿在国际贸易、外资利用等方面采取对印度制造业发展最有利的对外开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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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对华设限，引资乏力
由于印度社会各界对于扩大开放疑虑重重，外资企业在印度的营商环境并不理想，中资企业更是遭遇了诸多挑战。近几个月来，印度对中资企业的政策虽然有边际上的松动姿态，但预计难以见效。
在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后，印度就开始全方位限制中资企业的投资。印度商工部数据显示，2015年，印度吸引中国直接投资达到了8.7亿美元的峰值，但2020年断崖式跌至1亿美元以下，2021年之后的大多数年份停滞在数千万美元，在2022、2023年弱势恢复之后，2024年上半年吸引的中国投资仅为300多万美元。根据我国商务部发布的对外投资数据，2023年我国对印投资甚至出现了净撤资3.3亿美元。
此外，印度还通过其他行政手段对中企施压，包括限制签证发放、排除参加招投标、严查合规手续、设置歧视性准入门槛等。上述措施不仅涉及国企、民企，甚至还有中资绕道投资、实控的第三国企业。同时，这些措施不仅针对互联网、金融、媒体等轻资产部门，也涉及基建、制造业等重资产行业。
此外，印度还在推动“产能印度化”，强迫中资企业通过与印度企业合资、雇佣印度高管、培训印方技术人员、扩大印度企业供应商等措施，以换取市场保护。
另一方面，我国企业“绕道投资”的方式在印度的投资规模比较可观。在印度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中，毛里求斯、新加坡等离岸中心占比多年来维持在50%左右。其中，新加坡投资存量占比从2017年的17%上升至2023年的24%，其中相当比例为中企“绕道投资”。例如，2019年小米新加坡子公司对印投资5亿美元，但这笔投资在中印双边的官方统计中并未记为中国对印度的投资。绕道投资使得印度吸引中国FDI的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
但是即便存在绕道投资因素，印度吸引外资的整体形势也并不乐观。实际上，近年来印度吸引FDI的总体规模在走弱，制造业在FDI中的占比提升也比较有限。印商工部数据显示，不考虑利润再投资的FDI流入规模持续下降：2023年的413亿美元较2020年的峰值下降约36%，与2017年规模相当。比较2023、2017两年FDI流入行业占比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以下趋势：
一是计算机软硬件、贸易、基建施工、教育和新能源行业的占比上升幅度最大，分别上升了6.6、1.9、1.7、1.0和0.7个百分点。
二是房地产、通讯、服务业、药品和制药、电力等行业的占比下降幅度最大，降幅在2.7到1个百分点之间。其中，电力行业的占比下降对制造业发展构成不利影响。
三是汽车、电子、电气设备等制造业部门占比相对稳定，变化很小。而机械工具、发动机、纺织品、机械工程零部件、工业机械、化学制品等行业的占比则略有下降。
尤其是要注意到，根据印度官方数据，其制造业的GDP占比仍然在持续下降。2023年该占比为13.0%，再创历史新低，较2018年下降近2个百分点。这些数据显示，印度吸引外资的总量、结构、制造业的发展明显弱于外界普遍认知。这有地缘政治动荡、美联储加息等原因，但也和国际上一些媒体的过度渲染、夸大事实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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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成中国产业的超级承接者
总体上来看，莫迪政府在第三任期内有望进一步推动国内改革，但在对外开放方面却难有实质性进展。这也使得印度的发展模式更倾向于“进口替代”，而非东亚经济体起飞过程中普遍采用的“出口导向”策略。未来，印度经济也将更多依赖国内循环。对中国企业而言，虽然印度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不容忽视，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对中国制造带来的直接挑战较小。这一背景对于中国来说有双重含义：
首先，我国当前的形势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有明显不同。虽然我国同样面临产业外迁的挑战，但这些挑战主要集中在越南、墨西哥等一些中等或偏小规模的国家。这些国家之间的边境效应和分割效应明显，无法形成统一大市场。而被视为潜在超级承接国的印度，虽然其国内改革有一定进展，实质性改革仍需时日，且在推动开放方面存在困难，甚至对中国企业实施了全面的打压和限制。因此从超级承接者的角度来看，现在中国面临的产业外迁压力实际上远小于当年的日本。
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的超级承接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拥抱全球资本，展现出一个超级承接者应有的姿态。相较之下，如今的印度对外商投资充满焦虑，尤其是对于中国投资重重设限，这种做法反而阻断了自己成长为超级承接者的成功之路。
其次，我们也要吸取印度的教训，避免因为外交关系的波动和狭隘的心态而拒绝开放、拒绝学习、拒绝合作。这样只会导致闭目塞听，错失历史性的发展机会。同时，我们也要重温上世纪末开放的经验，不但要继续坚持开放，而且还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正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所强调：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作者：
徐奇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毛克疾：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员
潘圆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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